2024年7月，杭州中院判决了一起操纵“网络水军”传播虚假信息的案件，其中主犯杨某某被判处非法经营罪，同时需承担百万元的赔偿责任。这一案件揭开了“网络水军”产业链的冰山一角，也成为法律打击网络乱象的标志性案例。“刷评论、删帖、控舆论”，这些看似无害的网络行为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法律风险和社会危害？面对此类问题，司法机关采取了怎样的治理创新？广大公众又该如何防范？

“网络水军”是指被雇佣在网络平台上，针对特定内容发布特定信息的网络写手。他们通过伪装成普通网民或消费者，在短视频平台、论坛、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回复、转发内容，进而影响其他用户的判断和行为。

（1）操纵“网络水军”采取诽谤、诋毁等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降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可能会侵犯名誉权。

（2）如果“网络水军”及组织“网络水军”攻击的幕后推手的行为最终被认定为属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将会承担不正当竞争的民事责任，同时可能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处罚，最高可处300万元的罚款。

（1）以盈利为目的，在网络上有偿提供发布虚假信息、或有偿提供删除信息等服务，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2）在网络上发布负面帖文，以删帖为由，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

（3）在网络上散布或指使他人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

（4）“网络水军”通过非法手段收集、出售或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精准营销或其他非法活动，可能涉嫌侵犯个人信息罪。

在上述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网络水军”主要是通过发布网络虚假信息来达到其不正当目的。该行为不仅会误导公众决策，损害个体权益，而且会扰乱市场秩序，扭曲竞争，影响企业健康发展，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因此，如何治理“网络虚假信息”就成为了打击“网络水军”的关键问题之一。

对于“网络虚假信息”的治理，传统的救济方式存在其局限性。在私力救济中，一方面个体的损害轻微，缺乏维权动因，并且难以证明权益受损与违法行为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传播隐蔽，责任主体多元不易确定，导致诉讼成本高，举证难度大；从公法规制上来看，行政法的规制面临取证难、处罚力度低等问题，难起震慑作用；刑法的规制因秉持谦抑性及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轻微损害难达入罪标准，另一方面新型虚假信息类型尚未纳入刑法范畴予以有效的规制。在上述背景下，司法机关对网络虚假信息治理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进行了开创性探索，体现了司法以公益诉讼形式参与网络虚假信息治理的必要性与核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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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的内核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它以制度优势强力维护受损的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为广大网络虚假信息受害者提供了法律救济途径，突破了传统诉讼中“私力救济”的局限性。直接由司法机关代表社会公众利益参与案件处理，不仅增强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也推动了网络平台责任的落实，能有效督促平台加强监管信息发布，打击虚假信息传播。

“网络水军”及“网络虚假信息”带来的危害不容忽视，治理手段也在不断创新完善。公众并非只能被动承受，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积极应对。

在购买商品或获取信息时，要保持警觉，尽量不轻信单一来源的评价或推荐，水军评论往往存在一些明显特征。例如语言风格单一，大量评论可能使用相似的表述和词汇；内容高度相似，甚至出现复制粘贴的情况；发布时间集中，在短时间内会有大量相关评论涌现。当发现这些特征时，就要提高警惕，对相关评价持谨慎态度。

在社交平台、购物网站等公开场所避免透露过多个人敏感信息。尤其是在不知名的网站上，不轻易填写个人地址、电话号码、银行卡信息等，防止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并用于诈骗。

一旦发现网络上存在虚假评论、恶意抹黑或舆论操控等行为，应该及时通过平台的举报渠道进行举报，并保存相关证据，以便为后续维权提供支持。

了解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知识，如《刑法》中关于非法经营、敲诈勒索、侵犯隐私等条款。当自己权益受损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必要时可向相关部门求助，依法追究侵权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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