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下称"新规"),自9月22日起施行。这是继1998年《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最高法在民刑交叉领域的又一次系统性规定。
“民刑交叉”,指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在事实、法律主体或责任上存在交叉、牵连,导致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在适用上产生交织的诉讼现象。其核心在于解决“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适用边界,以及涉刑合同的效力认定、责任划分等实体与程序问题。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占比超过60%。实践中长期存在片面理解、机械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带来了如“以刑滞民”之类的种种问题。
新规明确,要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并设置了案件受理、中止诉讼、线索移送、情况通报、执行衔接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做实定分止争。以下选取三类常见纠纷,梳理新规前后的处理规则变化。
民间借贷遇上非法集资:
驳回起诉的规则延续与边界收紧
甲把钱借给乙,后乙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立案,甲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在旧规框架下,依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以及2014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会裁定驳回起诉,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受害人的损失统一通过刑事程序中的追缴违法所得、责令退赔解决。
该规则的设立初衷,在于非法集资属于涉众型犯罪,涉案受害人数量众多,通过刑事程序集中统一追赃挽损,能够公平、统一地弥补全体受害人的损失。但司法实践中,这一模式存在明显弊端:追赃周期漫长、资金清偿到位率低,大量出借人长期无法挽回损失,且没有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的合法通道。
而新规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作出了优化调整:对于借贷行为与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属于同一事实的案件,依旧沿用“先刑后民”的核心裁判框架。同时,新规明确界定了“同一事实”的认定标准:必须同时满足当事人相同、基本事实相同两个要件,大幅压缩了以往司法实践中仅凭“案件存在牵连关系”,就随意驳回、中止民事案件审理的不当空间。
具体而言,非法集资受害人针对涉案犯罪嫌疑人本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依旧暂不受理、维持原有处理方式;但针对与犯罪事实无关的关联主体提起民事诉讼,包括未参与犯罪的担保人、其他债务人等,不会再被刑事案件牵连,民事诉讼程序不得被一并拖延、中止。
合同诈骗遇上担保人:
"两头落空"问题的三个规则支点
甲乙之间订立合同、丙为担保人,甲被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债权人乙起诉丙要求承担担保责任。
过去,此类案件的处理分两个阶段:早期普遍认为债务人构成犯罪则主合同当然无效,程序上严格适用先刑后民,直接驳回债权人起诉,由刑事追赃处理。2011年经由公报案例确立刑民评价分离思路,但仅属案例指引,裁判尺度分歧持续存在:基层法院多持保守立场,直接裁定驳回起诉,或认定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中院观点两极分化,部分沿用无效路径,部分采纳新规则,在债权人善意时认定主合同有效;高院、最高院则倾向于刑民分开评价,债权人善意无串通的,认可主合同有效,在此基础上判断担保人的责任。由于裁判尺度不统一,债权人乙往往两头落空:既不能在刑事程序中弥补损失,也难以向担保人追偿。
针对上述困境,新规搭建起三重规则支撑,打通债权人向担保人追责的民事救济路径:
其一,第三条明确"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未构成债务人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正是"民刑并行"的典型情形,因为民事诉讼(乙诉丙)与刑事诉讼(追究甲)当事人不同,不构成同一事实。
其二,第十七条确立"涉刑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合同效力应依照民法典独立认定,其核心逻辑在于,刑事定罪是司法机关对债务人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民事层面认可合同效力则是为维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正常商事交易秩序,二者并不矛盾。
其三,第二十一条细化了涉刑担保合同的责任分层规则,精细划分各方主体责任:甲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乙起诉丙的,人民法院应审查主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有效但担保合同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的(甲对丙),担保人丙可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撤销;此时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综合考虑担保人的职业身份、认知能力、与债务人关系等因素认定其过错及程度,并以此确定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债权人在订立合同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对订立主合同及损失发生有过错的,担保人可适当减轻责任。
第二十一条对担保人责任作出分层安排(依法受理—可撤销—过错减责),立足于现实层面精细化分配责任:既不因债务人构成犯罪,就当然免除担保人的责任,也不允许债权人缔约时疏于审查,事后将全部交易风险转由担保人承担。
新规之所以作出上述制度设计,是因为:在涉及贷款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的合同纠纷中,若仅以构成犯罪为由直接认定贷款合同无效,将导致担保合同随之无效,并不利于保护债权人权益。其底层逻辑,是将刑事定罪与合同效力区分为两个独立问题:前者是刑法对行为人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后者是民法对交易秩序的维护;二者并行并不冲突,恰恰契合法秩序统一原则。
员工犯罪遇上单位合同责任:
从"以刑滞民"到实质审查
员工以公司名义对外订立合同、收取货款或货物后,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有或挪用,被依法认定构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交易相对人不知内情,起诉公司要求按合同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公司则抗辩"系员工个人犯罪,与单位无关",甚至提交公安机关的刑事受案回执,申请中止民事诉讼。
过去,实践中"以刑阻民""以刑滞民"的问题较为突出,员工行为构成刑事犯罪时,民事合同效力与单位责任的认定都缺乏稳定预期,民事救济在程序上可能被中止或直接驳回起诉,即便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也至少存在四种可能的结局:①按表见代理判公司全额履行合同/违约责任;②按过错比例判公司打折赔偿,不同案件或不同审级折扣比例相差很大;③判公司仅在刑事退赔不足范围内、有限额地补充赔偿;④驳回诉请、公司不担责。即便是第①种结局,往往也是历经多年败诉,经过不懈争取,才在再审程序中实现。
程序上,第四条明确民事案件依法受理后,"与有关的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原则上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只有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时,才能中止诉讼;第五条进一步要求,当事人以刑事受案回执等为依据申请中止的,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支持。
实体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区分情形:员工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但行为属于有权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的,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属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公司不担责,但有过错的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承担缔约过失性质的赔偿责任。而员工以公司名义订立合同后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有或挪用、被认定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的,相对人主张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新规第十九、二十条的作用,就是把①确立为原则、把②③④压缩到"相对人有过错时减少赔偿额"和"确属无权代理"这两种例外。
新规就“单位是否需要为员工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这一问题,改变了以往简单适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转而采用刑民并行的思路,把民事责任的判断交还给《民法典》的代理制度:签约时,若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员工享有公司代表权限,相应交易后果即归属于公司。这一调整,保护的是正常商事交易中的合理信赖。同时条文也设置了平衡规则:如果相对人对损失发生自身存在过错(比如明知款项将绕过公司正常流程仍予以支付),可相应减轻赔偿数额。
“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正是本次立法重点规制的问题。如仅凭一纸受案回执,就能无限期中止民事审理程序,那么 “报案” 极易沦为债务人拖延履行债务的手段。
新规是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裁判规则,落到具体个案上,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1、先分清"起诉谁"。如果你的纠纷对象是犯罪嫌疑人本人,且纠纷与犯罪事实是同一回事(典型如向非法集资行为人本人追款),民事诉讼这条路仍然走不通,损失要纳入刑事追赃退赔统一处理;但如果你要告的是担保人、保险公司、未涉刑的单位或其他共同债务人,新规明确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2、受案回执、立案通知本身不是中止民事诉讼的充分条件,法院需要审查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是否"必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
3、涉众型受害人留意执行衔接。已通过刑事追缴、退赔拿到部分款项的,民事判决或执行中会相应扣减(第九条);民事执行中发现案件事实属于非法集资等犯罪的部分事实的,新规第十四条对参与刑事执行中的分配作了衔接规定。
4、企业需要管好印章和授权。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把员工涉刑时单位责任的有无系于代理权限的认定。犯罪行为人为有权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的,单位需要承担责任。因此,对外的授权范围公示、印章使用流程、大额款项收付路径的规范化,事前做好是成本控制,事后看就是责任分配的直接证据。
以上是以现行24条司法解释所作的部分总结,新规刚刚施行,各地法院的具体裁判口径仍在形成中,对"同一事实"如何认定,担保人责任"适当减轻"的幅度、债权人"合理审查义务"的边界等,在个案上仍有裁量空间,仍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裁判冲突协调机制的耗时也有待观察,因此,今后个案适用仍建议咨询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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