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某月期间，老人周某在上海市虹口区某生鲜店，趁店内工作人员不备，盗窃该店放置在收银台上的硬币多达十几次，共计人民币二十余元。金额虽不大，但也是盗窃行为，该店工作人员发现后即扭获周某并报警。

到案后，周某如实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公安机关以其涉嫌盗窃罪向虹口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检察院对周某决定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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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由此可知，盗窃罪的构成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单次盗窃公私财物符合“数额较大”的标准即构罪入刑，应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定罪量刑；

第二种，针对一些特殊情形，如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等，则不受“数额较大”的限制，无论盗窃金额多少，均可以盗窃罪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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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市场买菜的张大姐，趁着在蔬菜摊位前挑菜的间隙，顺手把放在电子秤边的一盘硬币塞进了自己的包里。摊主发现后随即报警处理；

男子陆某原本是去村里找人，却一时糊涂起了偷盗之心，途经村民杨某家时，发现这家院墙不高，便翻墙进去找值钱的财物，最终只找到了玻璃瓶内的43元硬币，揣上仓皇而逃，后被民警捕获；

女子谢某所在小区因疫情封控，所有快件散放在小区门口。她在取快递时顺手偷拿他人快递，累计二十多次，被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行为人到案后可能表示自己当时是“抱有侥幸心理”、“只是一时冲动”、“金额很少，我愿意退赔”。对于此类案件，综合具体事实，如行为人的犯罪系临时起意，主观恶性不强且危害不大，可认定情节轻微；如主动投案或到案后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取得受害人谅解，检察院也可酌情作出不起诉决定。

具体到本案，虽然周某在一个月内的盗窃次数多达十几次，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关于“多次盗窃”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需要考虑的特殊情形是，周某盗窃数额仅二十余元人民币，与盗窃罪的二千元立案追诉标准存在较大差距，且具有“初犯”、到案后“认罪认罚态度良好”的量刑情节。在此情形下，虹口区检察院在积极促成双方赔偿调解的基础上，综合全案事实，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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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应仅仅是冰冷的条文，更应具备一定的温情和善意，兼顾情理与法理的统一，切实让每一位公民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

周某的行为虽然已经构成盗窃罪，但由于盗窃金额较少，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积极退赔并取得了商家的谅解，故检察院的最终不起诉决定合法、合理。

值得关注的是，周某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针对涉老年人犯罪案件或侵犯老年人权益案件，检察机关亦应当对老年提供较为精准的法律帮助，把释法说理和亲情感化贯穿办案全过程。凝聚更多的法治力量，构建多元化预防和化解机制，丰富法治宣传手段，加强老年人懂法、守法意识，推动形成全社会合力，全面提升为老年人提供特殊司法保护的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如果相关职能部门能加强协作配合，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老年群体的司法保护，建立完善与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局、民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协作机制，搭建涉老交流平台，关注老年人心理和身体健康，形成完备的全方位保护体系，为老年群体安享幸福晚年提供优质的检察服务和检察保障，无疑是具有守正创新，法治改革的里程碑意义。

耶林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很多失德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多数是失德行为，任何人都不应抱有侥幸心理触犯法律底线。本案中的周某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未被起诉虽然免于留下案底，却真实存在涉案记录，周某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偷拿一些零钱的行为会带来如此大的麻烦。

司法实践中的偷盗行为人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角色，然而无论谁因盗窃罪留下刑事案底，都将对其日后的生活、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成为一生都难以弥补的遗憾。

多怀善念，多行善举，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我们生活的法治社会，公民理应以更高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