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长沙市某法院一起劳动争议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对企业恶意兑换硬币支付执行款的行为进行了惩处，公司法定代表人被罚款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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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为：一女子入职某健康管理公司，上班十余天就被无故开除。经劳动仲裁，公司须支付其工资和赔偿金约1万元。法院执行干警陪同该女子来到企业办公地，办公室桌上、地上摆放了大量硬币，面额从1角到1元不等。原来，这是公司老板特意指示员工通过多家银行兑换来的，重达122斤多。

执行干警陪同女子现场清点硬币，并存进了银行，本案执行完毕。但，随后，法院对该公司送达了《罚款决定书》，对法人代表罚款五千元。

法院认为：虽然硬币也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但硬币不属于本案被执行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货币，其蓄意兑换行为具有明显消极对抗执行意图，让执行干警及申请执行人现场清点硬币的举动系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亦是对劳动者尊严的践踏，属于以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

最终，该公司法人代表为自己情绪化的行为买了单，虽然罚款金额不大，但惩罚意味浓厚。

而决定书给出的罚款理由虽然简单，却彰显出民法中一个非常重要、却甚少为公众所了解的“法源”——“习惯”。

所谓“法源”，理论上指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裁判依据的来源。“习惯”在性质上不是“法”，但是经过立法的认可以后，可以成为裁判依据。

一般而言，具体法律条文是公众最熟悉的“法源”，当事人遇事自行检索的也是法条；但，法律适用是一个系统、复杂的专业问题，除了“法律规定”以外，“习惯”也有一席之地，在各种各样的民商事纠纷中都有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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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出现“习惯”字样的条款，一共有18条，包括交易习惯和生活习惯，贯穿于各类民事纠纷中。

《民法典》总则编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这是我国民法的法源条款，也是法官的裁判依据。适用顺序为：有法律从法律，无法律从习惯，即，在出现法律漏洞的情况下，“可以”（而非“应当”）适用“习惯”。在这条总规范之下，“习惯”在《民法典》各编中都有具体体现。

如《民法典》物权编第289条：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

如《民法典》合同编第509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民法典》合同编第558条：“债权债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等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

最高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遵守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十条规定的习惯......”

具体到本次罚款案中，“硬币不属于本案被执行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使用的货币”，就是关于“习惯”的判断和应用。与此相反，公交公司、小商贩的日常经营中大量收取硬币，如果是它们用硬币支付案款，就难以认定为消极对抗执行的行为。这不属于选择性执法，恰恰是根据具体案情，依法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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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中，辨别事实真伪，定性法律关系，确定权利义务，处处可见“习惯”的身影。

如，民间借贷纠纷中，原告主张已经出借资金已经交付的，要提交证据证明。如果原告主张是以现金交付的，但是款项金额达到上百万，一般来说就不符合生活习惯，法院往往会认定没有交付。但“习惯”的效力具有相对性，并不是绝对有效或无效，在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充分证明“现金交付”有现实基础和可能性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认定属实、已交付。

如，合同纠纷中，即使双方的买卖关系没有签订合同，无法通过合同探究双方的权利义务，但其他证据（如双方关于交易过程的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事实上的交易关系，以及相对固定的交易、支付模式的，也能根据这种过往形成的“交易习惯”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范畴；

又如，原告主张与被告的经济往来是借贷关系，但“多年间从未要求对方还款”，这就足以引起法官对于“借贷关系”定性的怀疑；合同纠纷中，一方以质量问题来抗辩，但向法院起诉前“从未向对方主张过质量问题”，也足以令人怀疑所谓的“质量”问题是否存在。

再如，在婚姻家事纠纷中，“习惯”的分量更重。返还彩礼的纠纷中，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而给付，结婚不成就需要退还；而恋爱关系中的财物往来，特定数字的小额赠与往往被认为是维持感情的必要付出，不需返还；而大额给付往往被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结婚不成应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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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案例，当事人主张“习惯”如此，自己的做法合理合法，但最终不被法院所支持。

如北京市2022年关于相邻权的一个判决中，上诉人主张自己“对天井的改造使用，早已存在，符合当地习惯惯例。单位1990年把此房分给我父亲时，天井就是用铁栅栏隔开的，上面也有盖。30多年来，对天井的使用我家一直这么用的。”“本案所涉天井改造，符合习惯做法，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是相同做法，楼上住户也是如此改造。因此上诉人并未造成对相邻房屋使用权的实质损害。”而被上诉人认为：并非所有单元都存在侵占天井的情况，不能因其占用就认定为习惯、惯例。法院最终认定，上诉人“将天井东侧接入其房屋，作厨房使用，客观上影响了***的通风采光。”

这说明，“习惯”作为裁判依据，其适用有严格的前提，对“习惯”的认定，也有复杂的判断标准。从理论上看，“习惯”需要具备稳定性、重复性、长期性、普遍性的特点，且不违反公序良俗，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习惯”。

日常生活中很多千奇百怪的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双方又没有明确约定时，过往的“交易习惯”、当地一般人认知范畴内的“生活习惯”，结合其他证据，往往成为区分“有理”“无理”的标准，并最终成为裁判依据。这不是对“法律”的违背，恰恰是对法律精神的遵守、对法律秩序的维护。

法律不外乎人情。司法审判对民事主体的行为进行法律判断，不仅仅从法律条文去理解，更会将情理法融为一体，使司法裁判最大程度符合普通民众的善恶观念，促成判决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一些背离一般公众情感的、自作聪明的举动，往往不仅逃避不了应有的法律责任，反而还会因小失大。秉着“诚信原则”行事，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才能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