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后，网友们又掀起了“养父母”该不该被惩戒的唇枪舌战。 

     有网友认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儿童被拐的悲剧，根源是存在“买孩子”的需求。对收买行为严厉惩戒，掐断拐卖的源头，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有网友认为：“养恩”大于“生恩”。从情理上讲“养父母”也养育了他14年，供他吃穿用度，供他上学，对他关心照顾等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考虑到小孩现在生活得不错，不应对“养父母”进行处罚。

     我们认为：在辩论之前，有一个事实需要弄清楚：

     所谓“养父母”，首先是收买者；所谓“养子”，首先是交易中的“物品”。

     看似“温情脉脉”的关系，实则始于冷冰冰的买卖，始于残酷的骨肉分离。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幸福”，终究是虚幻和非正义的。

     如果有选择权，任何一个生父母，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选择所谓“养父母”。

     1979年《刑法》中第141条规定拐卖人口罪，但更侧重对卖方的惩戒。

     1997年《刑法》新增“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41条第1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同时，第241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五条规定：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可见，刑法对收买者的态度，经历了从“无罪”到“有罪”的立法过程，同时，对具有“不虐待、不阻碍”情节的买方也从“不追究”到“追究”刑事责任转变。

     这种改变固然有社会和观念变迁的因素，但更多是因为，在单个家庭的悲痛背后，拐卖儿童逐渐成为“黑色产业链”，理应双管齐下，既惩治拐卖渠道，又打击购买渠道。

     再回到之前网友的论战中来，答案已显而易见：

     首先，自1997年以来，《刑法》就非常明确地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收买行为属于确定无疑的犯罪行为，理应受到惩戒。

     其次，广大网友所关心的“养恩”，符合现行《刑法》第241条第6款“不虐待、不阻碍”的情节，可能成为收买者“从轻、减轻”处罚的依据。

     与拐卖者相比，收买者的刑事责任本就更轻，在此基础上，“养恩”还可以成为进一步减轻处罚的依据，这已经是对收买者“善待”行为的巨大回报，如果再放纵到不予追究的程度，不是在鼓励“认贼作父”吗？

     具体到本案中，孙卓“养父母”最终是否会承担刑事责任，还受到法律适用的影响。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追诉时效为5年，而孙卓被收买已有14年之久，是否超过法定追诉时效呢？

    （1）如果警方当时已立案但受技术限制未侦破，或报警后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那么本案不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此时有可能会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1997年《刑法》，对具有“不虐待、不阻碍”情节的买方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2）如果孙海洋一家未报警，警方也未立案，此时的关键点为追诉时效从何时起算，理论界和审判实践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以“收买”行为完成时作为本罪追诉时效的起算时间。那么本案5年的追诉时效已过，将可能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以被拐卖的儿童获救或脱离收买者时起算本罪的追诉时效。那么本案应适用现行《刑法》，对具有“不虐待、不阻碍”情节的买方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目前，孙卓的“养父母”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未来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需要司法机关综合具体案情和法律规定进行判断，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破获拐卖儿童案件413起，比2015年下降45.4%。三年来，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发布近4000名儿童失踪信息，找回儿童3900余人，找回率达到98%以上。

      随着我国持续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力度，拐卖儿童现象明显减少。这个局面来之不易，科学技术的进步固然功不可没，但“买卖同罪”的呼声深入人心也对这条“黑色产业链”产生巨大威慑，从源头上阻断买方需求，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之举。

     愿天下无拐，让迷失的人儿早日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