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鑫的辩解以及其支持者的角度看来，虽然刘鑫是因不堪陈世峰的骚扰转而寻求江歌的帮助，陈世峰的上门报复行为也是冲刘鑫而来，但陈世峰在实施凶杀行为时，刘鑫也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貌似已经履行了因“先行行为”而导致的救助义务，所以她没有过错。

但的确如此吗？事实上，刘鑫对江歌的“不作为”，并非只有一时的“逼不得已”，还包括事前事后的一系列主动作为：刻意隐瞒事实，让江歌丧失了其他选择；故意将江歌锁在门外，置江歌的求救于不顾。

因此，无论其辩解是否逻辑自洽，这种说辞终究违背一般的伦理和情感。然而，道德谴责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让人信服的只有法律。那么，法律如何评价这种行为和逻辑呢？

一般来说，“不作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其前提是不作为人负有在先义务。本案中，刘鑫负有何种程度的“在先义务”？违背该义务的法律责任有多重？

在判决书中，法官认为：

刘鑫与江歌形成一定的救助关系。

在社会交往中，引入侵害危险、维持危险状态的人，负有采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防止他人受到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形成救助关系的情况下，施救者对被救助者具有合理信赖，被救助者对于施救者负有更高的诚实告知和善意提醒的注意义务。

因此，在本案中，作为被救助者和侵害危险引入者的刘暖曦，对施救者江歌负有注意和安全保障义务。

从法官的论证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知：

在被救助者主动将施救者拉进特殊救助关系时，两者之间在此时形成的信赖状态应当被法律特别保护。此时被救助者在请求施救者的帮助时就负有“危险告知义务”，因为一旦该义务未得到履行，施救者就被动地陷入错误的危险认识状态，此时被救助者就产生了过错。

同时，被救助者将施救者引入特殊救助关系后，在此种信赖状态下，被救助者不能不合理地退出共同体的信赖关系，由此产生的即为“安全保障义务”。

而刘鑫在预见陈世峰会威胁本人后将江歌“拖入泥潭”，形成一个危险共同体，此时刘鑫即负有危险告知的义务，告知江歌陈世峰的暴力倾向以及陈世峰可能来报复自己的信息，但是刘鑫却缄口不言；随后，在预见陈世峰的行凶可能后自己率先逃跑，并锁上大门让江歌独自一人面对情绪激动且持刀的陈世峰，即逃避了“安全保障义务”。

因此，刘鑫违背了危险告知和注意、安全保障义务，具有严重过错，理应承担过错责任。

没有刘鑫刻意的不作为，江歌是否一定不会死？

这也是刘鑫及其支持者有恃无恐的重要理由。毕竟，如果没有陈世峰的加害，刘鑫再怎么不作为，江歌都不可能死去。

但是，如果刘鑫履行了其如实告知的义务，江歌有机会选择更理性、更安全的救助方式，有可能不会给陈世峰加害的机会；如果刘鑫履行了注意和安全保障义务，也许江歌受伤害的程度会大大降低，至少能保住生命。

因此，法院认为，刘鑫的刻意不作为，与江歌的受害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本案与一般的侵权案件不同处在于，刘鑫并不是直接的加害人/侵权人，直接加害人是陈世峰。基于特殊情况下的信赖关系的损害只能是补充责任，这应该也是法官没有全部支持原告江秋莲所有的诉讼请求的原因，对诉求中2070609.33元仅支持了696000元。

但，法官对于刘鑫不仅没有感恩之心，反而在事后发表刺激性言论，进一步伤害了江歌目前的情感，判决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值得指出的是，虽然20万元并不多，但已经是我国现有判决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中比较高的数额，已经是对既往判决的重大突破。

这一判决结果，对于江歌母亲来说，价值并不体现在赔偿金额上，而是体现在以判决的形式，还原了事情的真相；以法律的形式，为数年来沸沸扬扬的争论，作了一个定论。

在法律层面上来说，法官对刘鑫过错责任的论证属于在侵权行为的义务来源中勇敢迈进的一步，但判决中对于该案本身的道德价值的确认更是让每个人心潮澎湃。

“江歌作为一名在异国求学的女学生,对于身陷困境的同胞施以援手,给予了真诚的关心和帮助,并因此受到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其无私帮助他人的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相契合，应予褒扬,其受到不法侵害，理应得到法律救济。刘鑫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在事发之后，非但没有心怀感恩并对逝者亲属给予体恤和安慰，反而以不当言语相激，进一步加重了他人的伤痛,其行为有违常理人情，应予谴责,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负担全部案件受理费。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这份判决，不仅仅让人们看到严肃的法律，也同时兼顾了每个人的同理心，完美的契合了社会大众的共同情感和内心的朴素正义。这意味着存在于传统与现实之中的扶危济困、朋友之谊、以德报德这种价值判断，在法律框架内被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也是法律内蕴的道德力量的一次具象化呈现。

正如光明网的评论所说：“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裁判中，道德意旨通常是间接体现的，现实中也不乏情与法的冲突。但本次判决却直观地以道德范畴作为裁判标准，由此产生的后续影响也将是深远的。民众对司法裁判的认知，也由此得到了深化与更新：司法裁判并不只是成文的法律概念、术语、精神相叠加，它也应该直面那些存在于良心、共识、传统之中的价值判断。”